全球化与中国经济转型

石小敏

  我想主要介绍两个问题,我的题目一个是全球化,一个是中国经济转型。这两个问题跟现在的时刻关系很密切,这个时点通常私下里讨论的时候,写文章的时候,往往用两个词来描绘,一个叫拐点,一个叫临界点,这两个意思比较接近。总之,对于中国的宏观经济的走势,好像拐点说逐渐被大家所接受,就是一个较快的增长向一个中速的增长阶段过渡,这种文章讨论很多。临界点实际上更有点严峻,就是说你这个增长模式原来是一直上行的,不断取得新的绩效的,这样的局面好像要结束。其实中央领导人他们讲增长模式不协调、不均衡、不可持续,也表达了这样的一种担忧。这个增长模式再往下走,是不是突然中断?这个临界点多少有点这个含义,所以临界点这个词就更严峻一点。我个人认为从改进我们今后的工作、调整我们今后的方式这点来讲,我更倾向于临界点。

近30年全球经济一体化进入新阶段

  全球化是什么意思呢?我想全球化实际上是一个理念问题,也是一个历史进程问题。历史的进程问题,我们有的时候通常把这30年遇到的一些大事往往用地震来表示,对于这个历史的影响大一点的叫九级地震,小一点的叫八级地震,我们感觉这30年中我们遇到的大事,比如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打倒四人帮,转变党的工作重心,国家调转了方向,这件事我个人看这个分量够9.5级地震。这么大的国家南北极调转了,你说这个力量有多大?苏联崩了这件事,也够9.5级。1990年前后,苏联一崩,原来我们还有一个社会主义阵营撑着,他一崩,背后一片漆黑,原来争论的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坚持计划经济那些人不说话了,所以有邓公南巡,所以有后来的开放带动改革的阶段,这个够9.5级。大家知道地震的级别,一级和一级的力量差30倍。茉莉花事件,就是北非中东事件就是9级。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这件事把这个阶段高速发展的全球化突然打断,进入一个调整时期,这个事情恐怕也得9级以上。这几件事是够得上9级的,或者是9级,或者9.5级。但是,这些事都在近30年的历史进程中展现出来的,其实历史进程最大的问题实际上是全球化的新的阶段。这几件大事构成全球化中最重要的一些故事。

  中国正是抓住了全球化的历史机遇才有了30年的高速发展

  其实全球化的事情,就是中国改革开放说到底就是一句话:抓住了历史的机遇。说到底是抓住了全球化的机遇,或者叫做新全球化阶段的历史机遇,才有中国的30年的发展。但是,邓大人提这点的时候,他讲的是时代论,他和毛时代的争论,跟打倒四人帮以后,上层的争论是以时代论展开的,他说时代变了,我们现在的时代是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但是,有很重要的元老就不同意,说时代没有变,还是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时代论构成了高层的一个争论。但是,邓公说不争论,做做看,就硬推,又南巡。所以,中国形成了改革开放的一个历史势头,尤其是后来这十几年抓住了全球化的机遇。

  所以全球化是一个历史进程,它实际上也是一个思维框架,你究竟怎么来看待这30年全球的历史变化,包括中国自身的变化,这里面有一个历史逻辑和思维逻辑的问题。经济学界讨论全球化的时候,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近30年来这一轮全球化是一轮新的全球化,或者是全球化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里面以往经历了一二百年的全球化的曲折的历程有一种新的升华,有一种新的质变。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过去没有的很多事情发生了,比如互联网和计算机革命,使全球信息一体化了,这极大的改变了这个世界人们之间的交往方式,改变了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分配方式。这个信息一体化同步发生的是金融一体化,金融一体化的发展速度是高度借助了互联网信息一体化的成果。同时发生了冷战结束,两个阵营变一个阵营,两个市场合为一个市场,全球市场在空间上真正一体化了。在这个过程中,一个重大的事件就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进入全球一体化,这样重分量的事情过去没有发生过,或者说以往的30年不是这样的。

  全球化框架下全球经济格局已发生变化

  所以,这些事情合在一块,经过的30年演变,整个全球经济格局发生了变化,过去的全球格局是一个麻袋装一个土豆,其中大土豆带着小土豆,比如美国带着美洲一些国家,法、德带着欧共体一些国家,日本带着东亚一些国家,所谓亚洲雁阵队形,苏联带着苏东社会、华约条约、金屋会这些国家。现在不行了,现在整个全球要素流动和生产分配流程发生很大变化,他已经基本上形成了一个有着分工等级的金字塔体系,最高端的是高服务业和高技术业,比如金融业,我们的定价、我们的评估就在这个领域。整个全球的资本分配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主要的决定。再往下是高技术资产,再往下是中等技术,中国是在中低档制造业这30年获得很大份额。再往下是资源供给国。形成了一个等级分工的金字塔体系,现在我们在讨论国际事件的时候,如果这个整个体系的分配,整个体系的状况分析不清楚,单讲双边关系,哪怕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比如中美关系,你也说不清楚,比如中国人民币升值解决不了美国的赤字问题、解决不了美国的就业问题。在这以前,在这个金字塔体系形成之前,其实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国际经济问题最重要的是双边关系,整体分析是次要的,现在要求整体分析要分析清楚,再讨论双边关系。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也在国际经济中变成了第二流的问题,或者是第二层次的问题。所以说这一轮全球化是质变,这样经济的全球化过程推动了很多方面的变化,这些变化比如说价值体系一体化,游戏规则一体化,评估的框架和评估的标准一体化。所以,全球化已经不仅是一个历史的逻辑、一个历史的进程,也逐渐形成一种观察问题的思维框架,它直接的对立面,或者是差不多等于直接对立的一种观察分析框架,就是业已形成多年的冷战体系、冷战的分析框架。比如说我们都经历过冷战,当时中国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一部分,冷战的分析框架最重要的问题是要分清敌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主要的方面是零和博弈,这样的理念过去曾经深入人心。冷战结束以后,这样一种传统和理念实际上是不愿意自动的退出人们的脑子的,它紧紧的束缚着人们。像当年苏联崩了以后,美国还在找自己的敌人,美国最著名的政治学家亨廷顿写了一本书叫《文明的冲突》,说下一个敌人是伊斯兰,结果9.11爆发以后,小布什就扑上去了,一下子八年的泥坑就下去了。奥巴马上任以后,很大一个任务就是纠正他这种失误,要从伊拉克拔出脚来。所以,他上台先宣布伊斯兰是朋友,只有少数基地分子是敌人。像美国,冷战对于它的束缚,在小布什那一任中也不能幸免。

  所以,我们能够抓住这一轮全球化的方向,应该一定程度上得益于邓小平,他这一代领导人改革开放的战略选择。

中国经济转型面临的形势及建议

  我们这一轮从实际上看抓住什么了呢?我们真正对外开放,主要的方面就是制造业的对外开放。中国现在的工业占到GDP的46%、47%,其中三分之二是制造业。而制造业里现在几乎差不多一半左右是外商投资企业,从资产分布上差不多一半是外商投资企业。其中的品牌和技术主要是外商投资企业控制。像我们有些自主品牌,比如华为、比如中兴,但是绝大部分是外商投资企业的。像制造业比较大的,像汽车制造业,现在中国已经是第一大汽车生产和销售国,汽车行业总体上68-70%是外资,技术主要在人家手里。我们的服务业,除了这些零售店,有一点旅馆、餐饮,绝大部分成系统的大服务业,或者是技术性服务业基本没有开放,比如教育、医疗、电信、出版、金融,基本上还是在行政控制、垄断、半垄断的状态中。我们工业里面的另外三分之一主要是基础工业和资源类的基础产业,这块有很重要的一些部分我们并没有开放。比如电力,比如石化,我们真正的开放,最重要的是在制造业。而制造业的开放大致分两个阶段,一个阶段就是以我们珠三角为代表的港台投资作为先锋的三来一补模式,在80年代、90年代初期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在这个基础上,浦东开放是第二阶段,加上朱镕基时代,在那个时候我们做了重大的制度和政策上调整,这时候开始引进大的国际投资者,主要是跨国公司,但是我们内部很多障碍、很多条件还不具备,但是朱镕基时代大致把这个条件完成了。主要是什么呢?大的事情,我们说财税改革,在中国大地上办企业,税收制度基本上开始规范,这是引进大资本的基础条件。比如海关改革,把走私打掉,这是重要的基础条件。但是重要的是合资条件和合资环境,我们在90年代中末期,我们的国有企业,特别是竞争性的国有企业大量的不行了,成为银行和财政的包袱。在那个时期里面,数以十万计的国有企业破产,几千万国有职工下岗。这样为跨国公司大规模进入扫清了条件,原来要求跨国公司跟国有企业合作,很多领域不能合资、不能控股,还有内销比例限制。后来,独资、控股、内销比例限制大幅度减弱。再加上我们经济学通常讲的环境成本、土地成本、劳力成本的优惠,这时候真正发展起来了。

  所以,90年代后半期,一直到2001年WTO签约,打的很多的硬仗,这些条件预备了,真正突飞猛进的黄金时期是2001年以后,特别是2003年以后。我们2002年到2010年8年的时间GDP翻一番,外贸出口翻两番,外汇储备翻三番,我们的财政翻两番半,这是黄金时期。在这个时候真是制造业的大开放,在那个时期里面,尤其是在2008年以前,我们各地政府工作重心形成了一个战略,这个战略主要的重心是招商引资、出口制造。我们国内主要投资围绕着这个战略实施,城镇化是一条辅线,为了招商引资进行港口建设、开发区建设、水电煤气配套,整个沿海地区公路网的建设,我们的能源、电力、我们的总部经济,我们的高级公馆建设,很多都是直接或者半直接对这块需求。

  经济危机爆发以后,中国30年高速增长的要素发生改变

  2008年以后全球经济危机爆发,我们外贸出口跳水,2010年到了负的百分只十几,这时候我们庞大的投资上哪去?现在钢铁投资负增长了,造船也是下跌,全球波罗的海指数从一万多点掉到一千多点左右。我们庞大的制造能力,我们投资向哪走?这个时候主要转向什么?转向了所谓内需。我们制造业内部的投资也主要转移到内需,比如钢铁制造业,钢铁制造业面临外需的时候,他厚板生产数量很大,比如首钢曹妃甸的投资,还有造船,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的造船国,中国的港口成为全球第一、第二、第三大的港口,他是为了面向出口。但是,2008年以后,钢铁主要投资转向线材、转向型钢,厚板没有市场了,造船新的定单没有了。所以,转向内需重点是造城、造房,造城就是城镇化,包括高铁、动车在内,造房子就是房地产。建设部长说2010年全球盖的房子50%在中国,这一年商品房10亿平米,加上非商品房以外10亿平米,20亿平米。大量的投资转移,这个投资有多少呢?毛投资率,2008年毛投资率是2008年以前最高的,毛投资率不扣除折旧,我们当年投资是占GDP的55%。但是,2009年为了刺激经济,我们毛投资率一下子上到65%,2010年上升到69%的毛投资率,2010年不到40万亿的GDP,投资额是接近28万亿了,差不多70%。这么大的投资主要到内需了,可是内需主要是消费,内需消费占GDP只有一半,国内市场相当于国际市场二十分之一,可是你把更大投资面向了这个市场。粗略的观察,2009年、2010年以后,我们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六到七成进到造城和造房子领域。消化得了吗?我们说我们还有城市化,我们还有20年城市化高速发展进程,问题是我们的城市化是统计的城市化,不是真实意义的真正有购买力在后面跟着的城市化,是统计的城市化。我们忘记了,当我们说城市化可以容纳我们的投资,希望城市化成为真正有效需求的时候,我们忘记了2000年以后当我们城市化每年按照统计的指标,每年提1-1.4一个百分点的时候,我们整个居民消费率每年下降一个点。我们忘记了这个事实。怎么样呢?两年就冲破了,卖不动了。像任志强讲盖商品房就是给有购买力的人买的,就是给中高收入者买的。对吗?当然对了,任志强说的是实话。可是中高收入层有多少呢?加上公务员,也就是10-15%的人,就是给点优惠,两套、三套、四套、五套,哪怕受贿多受了两套,也得有一个底啊。穷人根本不想买房子,穷人就在地下室、公房里面住,他根本不看房价。但是,你把房价提高了以后,把CPI也提高了以后,85%的穷人就不干了。所以,实际上2009年年底,2010年年初的时候,中央就讲了,再扩大投资CPI上来了,怎么办?惹了85%的人,这个受不了。不扩大投资,没有增速了,房子只要不涨价,投机者先出来了,投机者最高的时候占了购房者的40%。所以,最好维持别掉,拖到十八大以后。可是从2010年开始拖,不幸的是这个东西有客观规律,是拖不住的。国内银行贷款60万亿,整个社会资金总量M280多万亿,去掉准备金率是70几万亿,大概有一半资金,30多万亿是在造城造房子里面,他一年转一圈,现在是一年转三分之一圈。怎么办?这叫血瘀,我们中医叫气滞血瘀。

  中国未来机遇在进一步的改革开放当中

  我这画了一个图,这个图看不清楚,这个图好像是一个“8”字,我把它叫美女循环带,底下是代表国内市场,上面是代表国际市场,应该上面比下面这个圈大20倍才对。中国的出口制造,招商引资、出口制造、出口换汇,带来双顺差,不仅是贸易顺差,包括国际收支顺差,人家看好你,包括一部分热钱进来。这个双顺差,咱们好的时候,2010年的时候贸易顺差只占全部双顺差的四分之一,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是国际收支方面其他顺差,包括热钱,大家都看好中国、看多中国,都往这来。而央行收了这些外汇以后开始放基础货币,2006年的时候央行合理的投放基础货币的量已经小于外汇占款量了,他收了外汇吐出人民币,现在收的外汇多了,吐出人民币太多,会造成流动性过多。2006年的时候已经达到临界点了,但是他还继续维持这块。所以,2006年以后央行就用央票,央行向商业银行发短期债券,回收商业银行头寸,同时提高准备金率回收商业银行头寸,准备金率从以往平均6%左右一直提到2008年到了18%、19%,央行已经站不住了。这个时候金融危机来了,金融危机来的时候我们什么情况呢?制造业能力很强,制造业能力过剩,然后是钱很多,然后各地政府嗷嗷叫,我们有很多项目,包括铁道部有很多项目,所以这个时候把钱就甩出去了。可以,你甩这个钱不在这个循环了,到这里来了,你造城,造房子,你只有5%的市场进行消化,两年就冲破了。我把它叫一种循环,我们一半进了国际市场,我们有一半还没有进入国际市场,我们只是开放了制造业,我们的基础工业、基础产业、我们的服务业基本上没有开放,特别是基础的服务业基本没有开放。我们开放了制造业,我们取得这么大的成绩,我们下一步的机会在哪?当全球化受阻的时候,我们是往回退呢?把制造业也变成越来越受管制?

  我们这两年发现我们的氛围、我们的主角都发生了变化,2008年以前经济舞台上主角是跨国公司,政府为他们跑、为他们呼,这三年我们主角变了,变成政府了,变成央企了,变成地方融资平台了。我们2008年以前整个氛围是国际化、全球化、市场化、法制化,这几年情况也变了,大家有点抱怨国进民退,我们在2008年以前,我们整个效益提升很快,我们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很快,主要的技术、品牌、产品是跨国公司带来的。我们这几年各项成本大幅度增加,我们的银行系统的隐性坏账大幅度增加。朱镕基总理清理坏账,花那么大的工夫,现在在某种程度上又处在新的高度。

  所以,我想从应对挑战的角度来说,我做这样一个介绍,我主要讲全球化,我们能抓机遇是在全球化,我们克服困难避免掉入中国式的资产负债表陷阱,避免掉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其实机遇也仍在进一步的改革开放当中。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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